读者。是我，我在对你说话，读者。你该厌倦了吧？那些长篇大论的、低劣的媚俗故事，两个人，向着一个谁都知道会是什么的终点，在公路上重复着一个又一个相似的目的地，用拙劣的突发事件吊人胃口，用华而不实、毫无逻辑的环境描写来吸睛；明明对真实的细节绝口不提，提了也是错漏百出，却洋洋洒洒炫耀那些从维基百科查来的资料，让人产生作者富有才华的错觉……你看看这个故事，破镜重圆、善恶有报，还有只为赚取平庸之辈廉价的笑声和眼泪而设计的争吵、病痛和死亡，当然，也包括更糟的，只为吸引眼球而详细到毫无必要的，带有凝视意味的身体描写……你受够了吗，读者？
你没有。如果你厌倦了，就根本不会看到这里。这不是我在自我贬低或斥责，但我的确如马戏团里的拙劣小丑，用尽了所有博人眼球的伎俩，甚至将接下来要讲的故事包装成“真相”和“终点”，希望以此能够让人产生兴趣——但这些，正如主角之前亲口所说，并不是他们真正能找到的东西。那只是一次记录，一张地图，并不是导航，甚至不是路线。但它就在这里，读者，离开主角们的眼睛，让我来告诉你真相。
读者，你现在开始厌倦了吗？如果对我的自白感到一头雾水，失去耐心，就请合上书或关闭网页，去另寻消遣吧，毕竟你们这类人，幸运地，注定要比我少一些烦恼。真正触及内心的东西，总是私密的，受众稀少，毕竟艺术是灵魂与灵魂之间的深刻交流，是我们在现世中格格不入，才到彼此身上隔着纸面寻找共鸣。我们怀抱一份炽热的痛苦降临于世，假装自己与人群相契合，被淹没在争名夺利、家长里短中，聆听着无休止的悲惨事端，可是谁也不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是彻底无解的痛苦——一种不因任何健康状况、经济条件、政治环境、家庭、爱情和工作而改变，而是只要我们存在于世，就如影随形缠绕在身后的痛苦。
我无法摆脱这份痛苦，但幸运的是，它能成为供养艺术的材料。以自己的鲜血浇灌作品成长，这是我的偏执，也是我的宿命。听听我的故事吧，尽管哄人来到这里，但我并不在乎读者的数量，只想哪怕万里挑一地，遇见能理解我的人。如果愿意继续下去，说明你的灵魂一定与我有相契合之处；因此我可以说了，以下的每一个角色，都构成我艺术图景的一部分，但与此同时，也都是我内心的投影。
我是个异类。这是自基因形成起就注定，一出生就显而易见的，是每一次我暴露在他人目光下，都将无可避免地，率先得到确认的事实。即使缄口不言，他们的眼神也在叫嚣，然后或迟或早，会带着那种故作坦然乃至讨好，早知会冒犯我却还是忍不住要说的姿势，说你这是……读者，你也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一开始等着他们说出“白化病”再点头，后来懒得等那些装作思考的时间，自己直接说出口。然后有人会惊讶，有人会盘问，有人会同情，甚至有人会夸赞，但所有人的眼神就都随之大胆起来，好像我认可了这种遗传病患者的身份，就是给他们发了一张参观珍奇的门票。
视线和议论如影随形，占据了我童年和青少年生活的全部，尽管当时，政治以其狂暴的高扬姿态，同样强迫着每一个人投以注目。1960到70年代的北意大利，笼罩我整个人生早期的色彩，鲜血与刀枪一并无处不在，冰冷的、带着金属气味、锐利闪光的铅色年代。我和斯特拉每天被父母护送着上学放学，老师屡屡强调出门时的安全注意事项，而几乎每隔一两周，我们就能在报纸上看到新的恐怖袭击和命案。
那些报纸最初是每天被父母放在桌上的，上学前吃早饭时，我会在桌前看到。同样是由于白化病，报纸在我看来是模糊的一团黑灰白，我只是吃着盘子里的面包和香肠，听父母讨论某位警员被绑架，或者某位恐怖分子被捕，某处发生了爆炸，然后叮嘱我们务必要小心——“又死人了。是被手枪打死的。”父亲会这么说，然后复述起恐怖分子的犯案细节，我细听，甚至追问，直到口中的食物突然难以下咽。而斯特拉早就不安分了，那时她说什么话都像是在尖叫，这真可怕，妈妈，我们会遇到空——恐怖袭击吗？父母就安慰她说不会的不会的，我们不是政客也不是警察，只要不乱跑及时回家就没事，我坐着不说话，看对面报纸上的照片，黑白色在眼前流淌交融起来。每次我都以为那是血，凑近细看，却往往发现只是房子、车子或人像的阴影。
我不相信父母的话，我总觉得他们会来。子弹会伴随轰鸣飞进房子，击碎窗户、书柜、吊灯和我们围坐着的餐桌，撕裂我们的皮肉，让我们的家也变成报纸上的“现场”，那些黑白相间的流动斑块。直到某一天，我早上走进客厅，觉得今天报纸上黑色的形状格外好看。刚要凑近细看，父亲一把将报纸夺走，早饭期间也没拿出来读，反而是对母亲说：“以后别把报纸放在外面了。被孩子看到不好。”
“怎么了？”斯特拉举起她沾满番茄酱汁的粉色小叉子。
“没有什么。”父亲把她应付了过去。但是，随即，我听见他附在母亲耳边轻声道：
“这太疯狂了。”
我看到的漂亮的黑色，是存放过阿尔多·莫罗的尸体、沾满血迹的汽车后备箱。
之后几天，子弹飞上餐桌或课桌的图景在我脑海里反复。我在笔记本上用铅笔涂鸦，画着血液那温软、破碎、不均的质感，铅笔屑在纸张上碎肉般磨散开来。那年我十二岁，不能进行体育活动，也没有感兴趣的女生，对街坊和学校里的八卦一无所知，整天坐在桌前拿着铅笔，画那些过几天后自己都看不懂的画，被填满的草稿本在桌洞里堆起厚厚一摞。下一周，班里最受欢迎也最有钱的男生斯蒂芬诺过生日，他请了全班人参加自己的生日宴会，一封请柬也放到我的桌面上。是的，读者，我在学校里没有受排挤，因为没有人想被指责为“排挤白化病人”，所以尽管没有朋友，许多时候我还是能收到集体活动的邀请；我胡乱找个借口，说那天正好也是我外祖母的生日，回绝了斯蒂芬诺，明显感到他松了口气，因为不用被迫应付一个不喜欢的人。但是，生日当天的大阵仗还是惊动了母亲，第二天一回家，她就问我为什么没去参加聚会。我当时正在写作业，顺口告诉她，我收到了请柬，但是不想去。
她蛮不高兴地站在我房间门口：“你为什么不去？不只是斯蒂芬诺，我从来没见过你和朋友一起玩。”
“因为我长成这样。”我说，“没人愿意和我玩。”
她瞪了我一眼，转身离开：“别傻了。和人交往又不是只看外表。”但我知道她也没办法。我在作业本侧边用铅笔胡乱涂着，不小心涂得太黑了，橡皮擦不干净，只好把那一页整个撕了重写。
第二天就又有恐怖袭击。我坐在座位上，听同学在课桌之间，抱着与父母相似的语气谈论这些事，说着红色旅、情报局、极左和极右派，说着之前就在米兰发生的警察总署爆炸案，我忽然明白过来，在此之前甚至不知道自己不明白，这些事情原来真的和我有关，原来世界真的能以一种既非观看亦非幻想的模式，与我产生互动。子弹不一定会飞进房子或学校，虽然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如此，但我认识的谁的表哥，谁许久没回来的邻居，哪位老师家上大学的女儿，此时真的就在某间房子里，无论在米兰、罗马、都灵还是热那亚，与别人一起策划着又一场行动，或者即将成为下一场行动的受害人。
接下来好几天，我写完作业后就泡在书房里，将母亲审稿时拿来参考的那些书籍一本本读下去。起初看不懂，句子仿佛只是一些单词在语法规律下的机械拼合，但它们不知为何吸引着我的视线和思想，直到双眼酸痛都不肯放下，而因此，从某个瞬间起，一切豁然开朗。我明白了同学讨论的每一个名词是什么意思，甚至理解了更多他们没提及的名词；我明白了为什么会有源源不断的恐怖袭击，以及这种局面为何永远不会真正结束，为何和平注定是局部的短暂的，而我们随时可能被席卷入下一场风暴；我更彻底地明白了这一切和自己有关，关乎母亲运营的杂志社，关乎父亲工作的银行，关乎他们每月获得的工资，因此也关乎我的太阳镜和斯特拉的连衣裙，还有我们餐盘里的面条、香肠与蔬菜，甚至它也确实关乎我们的性命，死亡的阴影注定时时刻刻笼罩，不论出生在哪个国家或地区，不论这场战斗究竟是谁胜利。但这些都是我事后整理出来的东西，当时相较于“理解的内容”，在我记忆里更鲜明的是“‘理解了’的感觉”：想法如同爆炸一般扩散开来，然后垮塌、清除、连接、重组，全都在一瞬间，而我只是继续在放大镜里读着那些文字，每多读一段，就多清理开一片场地，或者让我忍不住想要高喊——这是对的！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难以遏制在体内涌动的不安和狂喜，一夜未眠，第二天，带着被“清理”一新的思想来到学校。课间，斯蒂芬诺周边依旧聚集了一群男孩子，他向来是这类话题的发起者，在中间对政治形势高谈阔论，仿佛自己下一秒就要加入内阁议会似的；而旁边也总有几位“议员”，在叽叽喳喳地支持或反对，我听着又烦躁又骄傲，想他们怎么没有一个人知道事情的本质。我走过去，在人群外围停住，他们诧异地朝我看了一眼，又继续自己的讨论。趁着某个停顿，我抓住机会开了口，一鼓作气，说出我的见解：
“现在会这样都是因为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每个人有不同的见解所以就打起来了，但也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左翼和右翼都一样。因此在所有人都满意之前战斗不会结束，哪怕美国和苏联的冷战结束了也不会结束，我们要一直这么活着。”
男孩们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我靠近旁边的空课桌，白光灯像细针刺着双眼。甚至不用他们的眼神，我比谁都率先感到自己搞砸了，昨晚那番酣畅淋漓的涤荡，不知怎么，一旦从口中说出，就成了这般混乱而平庸的言辞。但他们应该能懂，我以为整日讨论这些的他们能多少懂得一些，可是一双双眼睛让我终于明白，这番话只引起了他们的困惑乃至反感。一片沉默中，斯蒂芬诺给了我面子，他问：“你说明白一点。这与美国和苏联有什么关系？”
“因为……美国是右翼而苏联是左翼……”读者，时到如今我也难以解释，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我感觉到那种“连接”，我确信自己“知道”答案，但搜寻起来，只有一片孤零零的见解悬浮着，成了唯一可见的东西，其余所有可用于解释的记忆、逻辑，全都不知何时隐没进了黑暗。一整个庞大的“知觉”堵在脑海，化不成半个有效的单词。
有几个男孩开始笑了。斯蒂芬诺带回了话题，他们默契地把我扔在一旁，继续先前的讨论。我低着头，不敢从桌前离开，怕会显得像是落荒而逃，当时我已经确信，昨晚的顿悟是一场幻觉，实际上我依旧什么都不懂，只是背下了书上不知哪里出现的一些结论。接下来直到小学毕业的两个月，我课间不敢呆在教室，怕听见他们讨论的声音，也不敢再看课外书，只是蹲在走廊的储物柜后面，双手抵着墙，将草稿本一页一页用铅笔涂得漆黑。
对政治失去兴趣后，我越来越长久地凝视着色块。那些形状，质地，边缘，有的仿佛微风擦过面颊，有的仿佛吞下一团黏滑沉重的肉，我走遍了米兰的美术馆，用视觉触碰每一件艺术品。彩色的画面与现实太接近，过于嘈杂，我最钟爱的还是黑色，自己在草稿本上涂鸦时，也还是只使用铅笔：那静止、浓厚的虚空，放置在最纯粹的被观看的位置，没有任何将视线回返给我的可能。
但世界依旧独立于我转动着，在我上初中的前两年，袭击事件愈发频繁。我初中二年级的暑假，十一岁的斯特拉正被母亲带着，和朋友一起在外面吃冰淇淋，忽然听到了远处传来的枪声，吓得在店里躲了许久，回家后依旧心有余悸。晚饭时父母再次谈起这些，斯特拉如今长大了点，没有像以往一样大吵大叫，反而突然一本正经地说：“但是我支持左翼。我觉得让工人更有钱是对的。”
父母看看她，又看看我，对彼此做着表示疑惑的手势，我也看着她。“你从哪里听来的这些东西？”母亲先发问了，“小孩子别急着讨论这些。”
“班里的同学都在说。我和安娜还有罗蕾塔的观点都一样，多数人也都和我们一样，但莱昂纳多是右派，因为他爸爸是开服装厂的，如果工人的工资多了，他们赚的钱就少了，朱丽娅也说自己是右派，但她的父母都是教授；还有达尼埃莱，他说自己哪边都不是，但我们都知道他就是想特立独行。反正，现在我们都不和他们玩了……”在自己反应过来前，我率先开口打断了她：“这根本没有意义。”
“这怎么没有意义？这是工人的生活，还有国家的发展……”我又打断了她：“但是小学生的观点没有用。”
“你只比我大三岁！”斯特拉尖叫起来，“我长大后一定会有用的，不像你一直这么冷漠……”不知为何，我也在一瞬间怒火中烧。她简单的立场，她对自己看法的表达，她清晰锚定盟友与敌人的能力，全都让我嫉妒得发狂。斯特拉盘子里有一块吃剩的火腿，我挥起叉子，把它挑了起来：“比如说这个！既然你那么关注工人待遇，那我们怎么知道，卖火腿的店里有没有好好对待工人？生产火腿的工厂呢？屠宰场和养殖场呢？就算工人的待遇变好了，老板不还是比他们更有钱吗？结果就是现在这样，无穷无尽的恐怖袭击，永远都不会结束……”在说出口之前，这些观念似乎从未来到过我的脑海中，但说着说着，我一边又在设想她将如何反驳，而我又将如何开启下一轮；不料，斯特拉看着那块火腿，支支吾吾，最后哇一声大哭起来，将叉子扔回餐盘里：“我不吃了！”
母亲去哄她，父亲怒视着我，把那半块火腿从叉子上摔下来。
“真是讨厌！以后在家不许讨论这个！！”他宣布道，大家也全都没了胃口，各自回房间去。我躺在床上，全无胜利的喜悦，仿佛被那些在脑海中冒出的东西所吓倒，我意识到自己十二岁那年，在小学同学面前想说的原来就是这些，对生活不稳定性的笃信，以及由此引发的剧烈不安。朋友会变成敌人，抗争会变成杀戮，进步将堕落向疯狂，身下的地板和床铺随时可能倾覆，没有任何事物值得追求，因为没有任何方式，能够确保我们将拥有所求之物而永远不失去。读者，你或许会找出许多理由来反驳我，你会说这是一种犬儒主义或虚无主义或别的什么，我当时确实已经读了不少哲学，我自己都能想出理由来反驳自己，但我怎样也无法说服自己放下这种不安，去假装一切终将向好，去加入那些拒绝我又被我所拒绝的人群。我正躺着发呆，斯特拉走了进来，脸上泪痕未干，却又踏起了那种在父母宠溺下颐指气使的脚步，站到床前来：“妈妈说你该向我道歉。”
“好吧。”我随口说，“对不起。”
她在床沿坐下了，抱着自己的小狗玩偶。“但你说的那些是真的吗？袭击永远不会结束……”说着话又带上了哭腔，我坐起来，看她睡衣上繁琐的花边褶皱：“是真的。”
“可我不要……今天我真的吓死了，在冰淇淋店里听见有人在开枪，我想到我和妈妈如果死在那里，就再也见不到你们……”她抱着玩偶抹起眼泪，我把脑袋靠在床头，房内陈设被哭声浸泡成湿软的、海绵般的质感。“没关系。”我说，好像也才是第一次想到这些，“在米兰会结束的，至少会暂停。我也会保护你。”
我升上初三之后，环境好像不知不觉地和平下来。开学不久后，我在课上画画，草稿本被数学老师发现。她批评了我一通，没收了那个本子，课间却把我叫去办公室，问我有没有系统学过素描或造型设计，我说没有。不久后，她带着一位美术教授来到我家，说我在图像艺术方面天赋异禀，她愿意推荐我去上布雷拉艺术高中。
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自己从小学到现在的信手涂鸦有什么艺术上的价值，但父母喜出望外，满口道谢，又看着我的涂鸦本赞叹不已，给所有亲戚打电话，仿佛我的作品已经被展出在当代艺术馆了似的。接下来我苦画了一整年，晚睡早起，顶着疲惫和过度用眼导致的头痛，每天坐在画布前十几个小时；也不知为何就是能坐得住，色彩、笔触、影像、松节油的气味，总能轻而易举地锚定我的感官，尽管我对艺术毫无热爱，甚至不觉得自己真有什么天赋，最多是缘由不明的“投入”和“敏感”。总之，尽管我拒绝了校方提出的所有特殊照顾，布雷拉的入学考试依旧以高分通过；而斯特拉在我的影响下也刻苦起来，被一所相当不错的初中录取。父母兴高采烈，决定带我们外出度假，斯特拉一如既往，不容分说地，率先就抢走了决定权：
“我要去海边。”
“那你们去吧。”我叉起一块茄子，表示退出这次家庭讨论。父母提议找个带游泳池的山间别墅，也能玩水还不暴晒，但斯特拉不知怎么回事，撒泼打滚软磨硬泡，说她想去海边很久了，她的朋友们都去过海边只有她没去过，说海边也有没太阳的时候，说哥哥做好防晒就没问题，还对我反复描述她想象中海边的风景：海鸥、沙滩、帆船，蔚蓝的海水泛着雪白的细浪，傍晚有壮丽的晚霞，天黑后可以在海岸边生起篝火，躺在凉爽的沙滩上看银河……最后父母努力权衡，查到科莫湖有个叫比安卡的小湖滩，看起来和海边很像，勉强说服斯特拉退而求其次。
是的，读者，这就是一切的开始。尽管确实做好了准备，但在比安卡的第一个上午，我就被晒伤且中了暑，只好回到旅馆休息。睡醒已是黄昏，天鹅绒窗帘在夕阳下，像被点燃一般红得透亮。房间里充满樟脑球的气味，粉蓝色花纹的墙纸搅和成呕吐物般黏糊糊的一团，吊灯随着风声似乎微微晃动，再细听，那是耳膜中血液流动的轰鸣。
地毯绒毛里有残余的沙石，行李箱放在床边还没打开过。我眯着眼挑开窗帘，立刻被夕阳刺了回来，帘布晃动，那道金光打在地毯上忽宽忽窄，最后又彻底被吞噬熄灭。我坐回床上，抱着双腿，触摸自己膝关节的骨骼，又一次明白自己是个异类。哪怕被知名的艺术学校录取，我依旧生来格格不入。过了一会，斯特拉上来看我，身上的泳衣还没干透，脸颊通红，两根辫子全跑散了，浅褐色的头发乱七八糟地扒在额头和脖子上。
“你感觉怎么样？我们要去吃饭了。”她说话时还有点喘气，“据说那家店自制的萨拉米和烩牛肉非常好吃。你要不要来？”
我摇摇头：“不了。我没胃口。”
她哦了一声又跑下去，我在后面关上门。傍晚太阳落得很快，谈话间，房间里比刚才又暗了不少。我眯着眼拉开窗帘，听到海滩上的吵嚷，看到斯特拉跟父母离去的背影。顺着他们前进的方向看去，有一座轮廓尖利、形态臃肿的山石，隔绝了湖水与石滩，半面被夕阳烧红，半面是一片死寂的沉黑。
远处晚霞壮阔，湖水如一汪血泊静静卧在群山之中。在昏昏沉沉、光影流动的视野里，锁骨晒伤的地方重新开始刺痛。我想等父母回来就告诉他们，我不要呆在这里了，也不要去上什么艺术高中，我不爱旅游也不爱画画，不爱任何事物或人，既然被迫已经来到世上，我唯一的人生目标就是躲在如那山石一般死黑的阴影里，不与谁交流，不被谁观看，静静地被遗忘直到死亡。我在窗边站了很久，直到游人和晚霞一并渐渐稀薄，斯特拉和父母带着打包的点心回来。
我勉强吃了点东西。斯特拉回来时还高高兴兴的，洗完澡忽然闷闷不乐起来，趴在床上看杂志，然后突然问我：“你想下去吗？现在天还没全黑。”
“不用了。很快我就该看不清了。”
她把头埋进杂志里，嘟嘟囔囔地说：“我本来以为你能玩的。还好不是真的海边。我们明天去山里吧……”
“没必要。如果你也因此玩不好才更不值得。”我是真的这么想的，如果父母只有她一个健康的孩子就好了，那这趟旅游，或者在真正海滩上的旅游，一定比现在快乐许多。斯特拉叹了口气，继续晃着腿看杂志，但白天玩累了，不一会就趴在床上睡过去；我也去洗漱完，关灯，躺在床铺另一侧，黑暗边缘，隐隐绰绰的影子像游鱼，往我视野中挤压过来。
我的右手食指在床单上划着。过了一会我反应过来，这是涂鸦的动作，原来我前几年一直在无意识地，强迫着重复着绘制的，就是这种瞬间，被具象化之后幻视一般的寂寞。白天睡了太久，现在怎么也没有困意，我再次下床去掀开窗帘，墨水般的夜空和湖面，隐隐约约分成上下两半，一半飘渺而静止，一半沉重而流动，新月不知怎么格外大而明亮，环绕着一圈光晕，仿佛在震颤着摇摇欲坠，水中一点银光是它支离破碎的尸体。
我无法解释我当时想到了什么，读者，我最后听到斯特拉熟睡的呼吸，还有一墙之隔父亲的鼾声。然后我就已经站在了旅馆门口，寒风凛凛带着咸味，如射线擦过我的耳廓额头每一个毛孔，天地通体昏昏然一片漆黑。只有硕大的新月上下摇晃，忽明忽灭，在地面也洒下一点细碎的光斑，光斑前方，隐隐传来浪涛有节律的呼啸。
循着月亮的指引，我往前走，除了月亮之外，我本来也什么都看不见。脚下崎岖不平，我走得踉踉跄跄，然后鞋底忽然踩上细碎的沙石，浪涛声忽然变得清晰，月亮的影子，或尸体，在水中涤荡开一片清辉，层层叠叠，柔柔地涌向脚边。我来到了海边，是的，甚至不是科莫湖，我来到了真正的“海边”，因为风中那怪异的咸腥，和开阔异常的水面：没有人声、没有商店和沙滩椅，只有水与月亮，而月亮背后，在无边无际的海的尽头，有什么东西“在”那里。
读者，实际上我很难说，那东西究竟是“在”还是“不在”。那或许是绝对的“不在”，非黑非白，无光无影，如同世界被撕开一个大洞，海与天与月光都消失了，但是在那洞中，在绝对的“不在”中，有什么东西“在”。满地破碎的月亮涌到我脚边，但月亮不是月亮，海也不是海，那都是从虚空的洞中流出的物质，而洞中有什么东西在“看着”我：我没有看到，没有听到，没有以任何方式“感觉”到那视线，可我“知道”祂在，“他”在——
一个少年。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少年。
读者，这就是把我从不稳定的生活中解救出来的存在。没有脸孔，没有身形，但我知道他的模样，他在那里看着我。在虚空深处，带着海浪的颜色和温度，美丽而阴郁得不可方物，他看着我，看着这个瘦长、苍白、古怪、幽灵似的人，不是对待异类的视线，而是一种单纯的注视，将我从头到脚笼罩，我看着他，在空无一物的深处——
我被他的视野所容纳。我走了过去。
“我”睁开了眼。
这就是你正阅读的这本书，在叙事逻辑上真正的始点。但我们已经不陌生了，读者，先前的故事里我在谋篇布局、切换视角、查阅资料，拼尽全力地留住你们来看一眼，将我的故事讲述得如同一个神话，一篇凄美而诡异的诗歌。我甚至谨慎地藏身在阿涅洛的回忆里，在那些故弄玄虚的“神”之凝视深处，伪装成他自述的一部分。我是塞尔维斯托·科奇，这没有错，毕竟从前及往后的整部作品，都是由他书写的；但是，鉴于接下来，我还是想以第三人称书写这位蹩脚导演的故事，为了避免混淆，读者，你不妨称呼“我”为——里安德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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