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挂断母亲的电话回去找鸩时，几乎带着一种决一死战的心情。她已经点上一根新的草莓爆珠，一手夹着烟一手举着手机。我落座，开门见山地宣布：“我国庆假期留在珠海。”
她头也没抬：“好啊。那你每天都来找我。”
“我可以。”我一鼓作气，“但我喝酒喝够了。我们去别的地方吧。”
她放下手机，抬起头：“什么地方？”
长隆，情侣中路，日月贝，普陀寺，古村落，孙中山故居，华发商都，奥园广场。只要打开大众点评，就能找到珠海的旅游景点和商场，好吃的，好玩的，一应俱全。可我的战意忽然偃旗息鼓，唇舌麻痹，无论如何也难以把这些地点说出口。多少工业化的随处可见的娱乐场所。多少初来乍到者都要去而我只是因为懒惰才至今没去的地方。我不懂这个城市，正如其实我也不懂北京。地名卡在喉口吞吐的这几秒钟我忽然又明白，我与“正常”，与“鲜活”，与那个世界不是单向逃离，而是双向抗拒的关系。不是好孩子又怎么样，那个世界的一切，实际上从未真正把我包含在内。我只是在其表面浮光掠影地擦过，无法完全深入其中——不然，我该如何解释自己的“不快乐”？
“我的室友们会在宿舍里煮火锅吃。”我顾左右而言他，“边吃火锅，边喝从便利店买来的酒精饮料。我有一个室友还很喜欢去livehouse看演出。她们也会在校园里边逛边谈心，然后把谈话的内容节选，转述，配上流泪的自拍发朋友圈。那是她们的美好回忆。”
“你喜欢这些？”
“不喜欢。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很……刻奇。但我们也并没有好到哪去。”
“刻奇？”
“或者‘媚俗’……米兰昆德拉的概念，《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去和大家做一样的事，被感动，被灌输进激情，去假装一切都是快乐和光明。我说这些不带贬义尽管这可以算是个贬义词，因为人不能绝对没有媚俗而活。人总需要借助什么来确立，来安慰自己。”
鸩似乎有些兴趣：“那如果一个人完全不媚俗，会怎么样？”
“会找不到栖身之所，无法相信，无法快乐。”
“像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和卡利古拉？”
“嗯……或许是的。”
“这样啊。”鸩忽然笑了，“因为我要快乐，那我们就来媚俗一回。按你说的吧，这个国庆假期我们一起，在家吃火锅，去livehouse，去逛街聊天，去所有被游客走烂的景点，然后拍下照片发朋友圈。是这样吗？这样会很快乐吗？”
我胸口发出气泡碎裂的声音，心脏一瞬间变得轻盈，可以带微笑浮起到脸上：“我不知道。但这和‘一般人’想要快乐时会做的一样。”
国庆假期开始前我很平静。那几天我没有去喝酒，也很少去找鸩。我上课、写作业、看书，想我代表我这一面的生活首先邀请她，接受了她，而她也将对其回以拥抱。这是两个世界之间可以相互妥协的错觉，我从未想过与那个世界双向抗拒的我如何能将她引入大门。而鸩这几天似乎总蹲守在珠海街头，寻找下一个有“引力”的模特。她发来几张面容陌生的素描：“除了你没有人愿意和我走。”直接要人跟你走确实没几个人会愿意，我说。你先和她们做朋友试试看，做普通的朋友。
“是吗。怎么样交到朋友呢？”
“其实我不知道。我是被人交朋友的那一方。”她很久没有回复，我反而接到了当代文学老师的一条信息：“何洲鹭，你要认真写作业啊。你的基础很好，但上次的作业打不了高分。”“抱歉老师，我以后一定注意，谢谢老师的关注。”道歉，道谢，表达改变的想法，一气呵成的言辞，但我按下发送键时手指在抖。回了信息，我拉开桌帘，看见室友正把床底的旅行箱拖出来。
“洲鹭国庆不回家吗？”室友边收拾行李边问我。
“这次不了。”用减去了姓的名字称呼，同样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陌生人要装作关系很好的客套。我等着她问为什么，好搬出早已编好的说辞——父亲有朋友在珠海让我和他的孩子一起玩，平时不回宿舍也是去他家当家教——可她没有多问。于是我重新拿起手机，看鸩的回复：“那种朋友我也有过，是我的一些高中同学。但我和她们都吵翻了，不知道为什么。”
“是啊。有些时候人的关系很莫名其妙。”
室友哼着歌在椅子上叠衣服。她不知道，我想。她不知道我还有另一个世界，我们却如此若无其事地共处一室。人的关系真的很莫名其妙。
“十一”假期的第一天，天气微阴起雾。“月蚀”小区的冬青灌木被修剪过，墙上贴了“欢度国庆”几个大字。仿佛国家的生日有如春风化雨的威力，让这沿海小城狭僻的小区也一夜间变得齐整美好。这个世界所戴的漂亮面具，这就是媚俗。珠海的十月还没冷起来，我穿着连衣裙与白色线衣，和卫衣配牛仔裤的鸩走在一起。她的红色鬓角这次格外鲜艳，先前的黯淡和惶惑仿佛也是我的错觉——然后我反应过来，那应该是因为她去理发店补了一次颜色。我也染过亮色的头发，刚染完好看，过一段时间就褪成稻草般枯黄，打理，固色，比坐在理发店里好几个小时本身要麻烦得多。染发的漂亮也是一种媚俗。国庆节也是，朋友也是。媚俗总是人类境况的组成部分。我们这次要安心大胆、坦坦荡荡地去媚俗。
结果火锅吃得乱七八糟，我第一次明白世界上有两个人能在口味方面如此大相径庭。我本以为自己在为人处世方面已经笨拙得让人懊丧，没想到面前有位更胜一筹。没有鸳鸯锅，从锅底口味开始就难以调和，我让步说吃辣汤，于是又让步去买了我不爱吃的羊肉，还不得不把我吃火锅向来必备的茼蒿和金针菇排除在购物清单之外。洗菜、切菜、洗锅、烧水，又都是我一个人。把发膻的羊肉卷就着大量酱油醋勉强咽下，我瞥见阁楼角落里沾了血迹的床单，瞬间感到陌生。几天前我们还在这里用刀刃疯狂地抚爱彼此，如今竟在同一间屋子里，隔着暖腾腾的锅子围炉相坐，桌上有星星点点的红油，眼镜上扑满白雾。思绪随烟气飘走，我原本喜欢吃火锅时漫长而宁静的专注，除了眼前和锅里的食材之外什么也不用想——可如今压根称不上“美食”的一顿饭，不足以聚焦我的精神。媚俗。世界漂亮的面具。我们到底快不快乐？余光里我又看到橙色的火星，这次回到不加掩饰的香烟气味，配合牛油与羊肉的膻让人几乎反胃。“你吃完饭再抽，好吗？”我尽可能温和地问她。
鸩夹着烟站了起来：“鹭，我们根本不适合一起吃饭。”
我关掉临时买来的电磁炉，用漏勺一把将锅里剩余的食材捞进垃圾桶：“可能是这样。”
洗碗和扔垃圾还是我一个人的活。然后我们在网上找livehouse的演出门票，发现不然售罄不然天价。我打算咨询一下室友，决定回头再说。
下午又去扬名广场。这次没了引人注目的装扮，也没有手里或红或白的传单，烤红薯、竹蜻蜓和卖唱的小贩还在，我依旧扫码给孩子重病的卖唱女人捐款，依旧听到失真的“谢谢”。人群依旧声势浩大地行动，玻璃外墙依旧映着天空的灰。没有人认出我们，没人记得“快乐宗教”唯一的一次宣传和那条血河。踩上商场明亮的米色大理石砖，我深呼吸了一次，甲醛和消毒水构建的商业气味竟让人怀念。像普鲁斯特吃下一口玛德莱娜小蛋糕，来到后我才发现自己还是喜欢这里。对我来讲这里是和母亲一起享受美食、试穿漂亮衣服并被众人夸赞的场所，尽管那赞许不知是几分出于业绩几分出于真心——但和鸩在一起我忽然怯场，琳琅满目的衣服与徘徊的导购几乎带来一种威压。那本质上或许是因为我没有钱，不用翻价签我就知道没有我能自行负担得起的衣服；或许是因为身边人百无聊赖的脚步声，拖沓着让所有服务人员都只对我们浅浅一瞥。从一层到三层一步一步地走了一遍，路过所有店门却不敢踏进，我说：“算了。回去吧。”
鸩敲手机打字的动作停下：“那就回去。晚上你回学校吧？”
“嗯？”她第一次催我回学校。
“我们不是要做正常人嘛。”
这是个理由。我点了头，居然瞬间如释重负：“好，我回宿舍。”
“今天快乐吗？”在公交车站分手前，鸩问我。
“我很难去说什么快不快乐。你呢？”
“糟透了。”
我苦笑，挥手，跳上B9路公交车。车上一如既往人满为患，我小心翼翼地调整抓扶手的角度不让手腕裸露在外，戴着耳机看千篇一律的树和天。最后一次有我参与的宿舍集体出游，玩也玩了，逛也逛了，最后往公交车站走时我独自在后面看她们肩并肩的背影，南方女孩普遍纤瘦，娇小得如一群雏鸟相互依偎喁喁私语，夕阳已经衰颓要沉落到高楼后面。那一瞬间眼眶的酸涩告诉我我不快乐，在这种活动中我无法快乐。但我和鸩不一样。不快乐好像也没什么。我回到宿舍床上，从枕头下掏出手术刀片划手腕。纸巾还很充足，未生锈的刀片也是。血液也是。只有媚俗的勇气，如此草率突兀地就所剩无几。
我们不约而同地取消了绝大多数的游玩计划，只剩假期第三天的普陀寺。假期第二天阳光很好，不知为何第三天却又阴云密布。我们在入口处相见，领了免费的三炷香，颇为气派的三层佛殿金碧辉煌，以佛殿顶端为中心放射出一圈挂满小旗的绳子。正逢旅游旺季，周围还是游人如织。
“佛教讲求受苦，这也是一种信仰。现世太苦了，如果想着是给来世行善积德，就好忍受一些。”我说。
“我不接受这个说法。来世的我就是别人。”
“嗯。”我呼吸着香火的气味，其实同样过于浓郁而呛人，恐怕也会损伤肺部，和香烟相差无几。鸩走到拜佛的地方点了那三炷香，什么也没拜就回来，示意我去看殿前台阶的左侧。
石刻台阶上放着一个包袱——那是我的第一印象。第二眼我便发现了那是一个人，被包裹在宽大的黄色衣服里，脊柱以诡异的姿势向右侧扭转，裤脚口露出的脚踝细如一根笔，全然不成比例。在他旁边坐着一位中老年妇女，深粉色毛衣与花白短发，仰望着天空，我能看见她后颈堆叠起的赘肉。屡屡有路人驻足观看他们，我摇摇头，移开了视线。
“可能是来求佛祖显灵的。”我小声说。
“这时想的不是来世。”
“其实中国人不太在乎这些。只要能够保佑的，不管教义是什么。”我去插了那三炷香，双手合十拜了一会。在让人要流泪咳嗽的香火气味里我祈愿，让那对母子如愿以偿吧。从人群里挤出来，鸩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你肯定不是为了自己许愿。”
“不是。”
我们绕着佛殿转了一圈，看到挂牌祈愿的地方。花二十块钱买了一个牌，我恶作剧似的写了世界和平人民幸福，又觉得害羞，把它挂在隐蔽处。其余的愿望无非求健康，求事业，求姻缘，求家庭美满。多俗套的愿望，但偏偏最难实现的也是它们。往坏处想，这不过是增加了旅游景点的资本。宗教或许也是一种媚俗。我挂好了牌子，鸩还没写完，她挡着不让我看，写完不知道去哪挂了。
山里风景倒还好。下山时我们又遇到那个中年妇女，背着儿子还在一步步往上走。鸩隔着人群回望他们，若有所思地问我：“为什么？”
“残疾吧。”无论如何评价都是不尊重，我索性说了一句废话。
“我是说，为什么会残疾？”
“我不知道。”我知道鸩不期待这个答案，她不期待任何答案。“为什么”不是疑问而是一句呐喊，正如“我不知道”也并非解答而是一种迂回。我们沉默着下山，让自己淹没在游人的谈话里。
快回到佛殿前门，鸩突然说：“鹭，你说过，你的理念是想要让所有人都能快乐，是这样吧。”
“是的。”
“那么那对母子。就是那对母子，你说，他们要怎么快乐？”
“我不是他们，我不能说。或许诚心皈依，也是一种快乐。”
“我不接受这种快乐。”
“他们接受就够了。”
“我是说我。”鸩拉住我的手臂，在缭绕的烟火背后，我看见她目光灼灼，“我说，我不要媚俗，那即使快乐，我也不接受这种快乐。媚俗计划流产了，你也看出来了，我们做不成那种朋友。”
“我以为它在第一天就已经不成了。”
“所以接下来的几天我要画画，要喝酒，还要玩‘游戏’。你说你不会走的，对吧？”
“好吧。”我说，“提出这个主意是我的错。我不会走的。”
我们回到我们的阁楼和阳台。
媚俗计划宣告失败，国庆剩余的几天被作为前功尽弃的狂欢。喝酒，玩“游戏”，说疯话，看深夜一整条街朦朦胧胧的月亮。所有的抉择也从来不是一气呵成，开学第三周酒吧里那种微小的动摇，对我来讲和割伤一样也再寻常不过。我们只能这样。假期的最后一晚我喝了平时两倍的酒，回到阁楼，看到满地废纸团和床单上粗细不匀的条状血痕，心生一种了无退路的悲凉。在麻痹、苦涩和眩晕中我逃出室内，趴上阳台的栏杆，对面居民楼只剩黑洞洞的窗口，路灯在下方有气无力地亮着。
“我一直觉得，我们有一天会从这里跳下去。”我对身后的窗帘说。
窗帘后传来鸩的回答：“我才不要。”
我才不要。灌满酒精的大脑忽然清醒地对自己说：我也不跳。三楼的阳台还是太矮了，跳下去不一定会死，可能摔成残废或者瘫痪然后从此成为一个累赘，一个不得不活着的累赘。你要不然搬去摩天大楼的顶层，然后从那里一跃而下，用四溅的血浆为这城市这时代作注脚，要么索性从楼上下来，走到街上去让身体沾满尘土，也不失为一种希望和一种牺牲。我的小说主角一次一次从高楼上走下来，又一次一次将街上的尘土带回高楼，所以他跳下来之后那注脚作得漂亮，他的血里同时有天台和街道的两种气息也就有那由腥气串联起的一整个时代。而我们不行。不上不下的位置最尴尬。我在北京的家位于二十一楼，站在窗口往下看会有一种晕眩的错觉，可拆卸纱窗外装着铁丝护栏，铁丝割断天空和附近其余的居民楼和中央电视塔也割断那晕眩，不止一次地让我联想起监狱的栏杆。十五岁时我每一次想死就用钳子剪那些铁丝，打算什么时候把护栏剪出一个足以让我通过的缺口就什么时候跳下去，但每次等到剪断一根之后，看着断掉的半截在空中无着无落地摇摆，我的死念忽然也就断了，转而想到在那里摇摆的可能也是我的半截袖子、一块肉、一片连着头发的头皮。失重。后来我决定如果要自杀的话还是上吊，干净利落、成功率高、痛苦少，但作为一种审美象征，我对坠楼向来情有独钟。已经走上高楼，却从那里跳下去，多么奢侈多么现代性和城市化的一种自杀。我和鸩无福消受这份奢侈，只有在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描绘。
我们只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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