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她初遇的五天后我飞回北京过暑假，看着窗下一排排一点点的金色灯流越来越近。灯啊，北京的夜就是灯，只有在这灯渐行渐远或渐近时，才能触碰到一点归属感或思乡之情。一落地，居然看到她的信息。是那张速写的上色版本，整个人体被排线填灰，偏偏下体周围点出一团金色的光晕。“我吗？”我问。“这是我的画。”她回答，“你只是模特。”

于是我懂了，绘画家的“模特”正如小说家的“原型”。“也就是说，主要还是你的创造？”“对。”“我明白，我写小说也有这样的人物。虽然参考了别的什么角色，或者现实中的一个人，但最终已经不能说那是他。”摆渡车停下了，我按灭手机往出口走。父母就在出口的护栏外等我，等着看我，等接下来两个月三人一起的生活。

我是他们的好女儿。即使珠海的985也是985，当然他们会说，即使不是985，不是211，甚至不是一本，我依然是他们的好女儿。他们抱我，帮我背书包拖行李箱，父亲说我胖了母亲说我瘦了，又一起问我想吃西餐还是火锅。而我说吃火锅，之后说起学校，说喜欢文学理论的专业课，但不说人际交往，自然，也下意识地不说她。从机场到火锅店的后半程才无话可说了，我打开手机，看到她的消息：我想看你的小说。给我看看嘛。有没有公开过？投过杂志吗？给我看看。我发了文档过去，顺便回复：“对不起，刚才在和家长说话。小说暂时没有公开发表过。”

那是我构思三年才写出来的小说。 灵感始于高中某个独自回家的深夜，站在海淀黄庄的天桥顶端远眺，恍惚间所有的路灯向我聚焦，身前身后汇成一条光河，满眼刺目到令人流泪的金色中我意识到这可以是一个故事。流落于市中心的孩子，拖着沉重的书包和所有那些向他聚集的灯，一步一步走过不见尽头的过街天桥，走向地铁灯光冷白的进站口。夜深了，没有人来接他回家。而他的故事，他的坚持，他瞳孔周围一圈金色的光晕，近年来几乎成为我一个渺不可及的理想。我想我爱写作，爱其中的主人公。这是我的自信之作，随便谁都可以发过去的，正因如此，才更好奇她的评价。

“真好啊。”她隔了一会才回复，“我喜欢。我觉得你的主人公就应该有信徒。”

“他会拒绝的。他不会也不敢宣扬什么，因为他知道没有一个万用的、统一的答案，但他却去找了，而且自知徒劳地去找，既然自知徒劳那寻找的过程实则只是对自我折磨的热望，所以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会自杀。”

“但你也说了他有一个出路，就是忘掉这一切然后快乐。”

“这是他的出路而不是所有人的，所以他也加以拒绝。”

“不。这是所有人的。我想要的就是这个，所有人必然想要的就是这个。快乐。我要创立宗教，教义是，要人忘掉一切、不顾一切地去快乐。”

“不。”我鬼使神差地发出一句，“不是所有人都要快乐。我和他一样。我想受苦。”

父亲把车停在火锅店门口。我看着面前的招牌，在心底哑然失笑，真没有比这更刻毒的反讽。

“他的受苦本质上还是一种享受，你写的。”

“这是他自己认为——但也可以这么理解。”其实我说太多了。作品写出来的那一刻，作者就已经不具备解释权了。“如此看来，你什么都不用宣扬，因为一切皆快乐，反正人逃脱不了享乐本能的。”

“就有偏要受苦的傻子。”

菜单转到我手里，我看了看没什么可加，父母把我平时爱吃的都已经点上了。也不是没有想尝试的新菜，但是——“我要受苦”！满足着口腹之欲，听来实在太可笑。

“也可能是，我受的苦太少了，才会对它有一种浪漫化的向往。我看到社会新闻，总恨不得自己去代替当事人经历那一切。本质上很浅薄，我知道。”

“可是你的小说不浅薄。它应该公开发表的。”

“我应该沉默。我也不愿、不敢，去宣扬什么。”

“但是我要宣扬，我可以把它拿去发表吗？”

“你知不知道我究竟有多浅薄？在和你聊天，说着‘我要受苦’的此时此刻，我正在和家长坐在火锅店里等上菜，等着一顿美餐。过几天，我还要和他们一起去别的饭店，一起去逛商场，享受两个月之后再回到学校，上课，看书，写论文。你难道敢相信这种人宣扬的道理？”

“这真好啊。听起来很快乐。”

“但我不快乐。”现实中，我将涮好的鱼片堆在碟子里，抿了抿嘴唇，“这就是问题所在。”

 

上大学后我才知道，“在北京长大求学并参与北京高考的学生”这几个字所代表的身份本身，就足以成为无数人羡慕嫉妒到口诛笔伐的对象。高中毕业后我扔掉药物，从此不再承认自己是抑郁症患者，大学一年级我决定扔掉性别，因为确实从未感觉自己成为过被侵犯、被低看、被凝视的对象。但我扔不掉人生的前十八年，扔不掉海淀黄庄琳琅的灯光和一度肆虐的雾霾，而明了让我感受到切肤之痛的东西本身都是无数人求之不得的对象，那感觉如同突然发觉本以为愈合了的伤口旁又有一滩暗红。我对自己泄愤不是因为丑陋，是因为特权和拥有特权却无能，以及拥有特权却无能而不知珍惜。这是一个已被规定的立场，而不是一个可供选择的认同。

北京。上次回来还是五一假期，当时看见夹道的杨柳榆槐，带来一春飞絮、榆钱、小黄花，还有刚植上不久瘦细疏弱的银杏，四季春长了很长的新叶，嫩绿叠着老绿，过踝高的草丛里零星开着车前草和蒲公英。我曾经以为自己不想家。因为珠海的雨不是余光中的雨而是马尔克斯的雨，对我来讲就盈满了荒诞却洗去了乡愁。我曾经以为城市总是千篇一律，到哪都是似曾相识的路、人、灯。但在一大一小两座机场之间确实构成某种悬吊，正如飞机本身无处依凭那样，就算我再如何告诉自己目的与故乡的相似性，再如何去想那空间、那能指、那地名的文本，单单我乘坐的航班也会变成地面上某人抬头仰望的那一架这个事实，就会让我不由得心悸。我曾经以为自己拒绝归宿，只是一辈子重复悬吊与暂留，找不到永远不动摇的依靠，所携带的只是跨越时空的文本——那我在恐惧什么呢？我在留恋什么呢？其实是因为恐惧离别我才告诉自己不要留恋，正如同或许是因为恐惧死亡，我才在青春期曾经如此执着地想进行一场预演。

只有文字是真的。我还在告诉自己：只有文字是真的。

暑假期间我们迅速熟络起来。这些话我没有人可以说，我不和父母提人际交往，因为确实没什么可提。青春是两个人在同一把伞下窃窃私语，而我是一个人，甚至不常打伞，一个人，一辆自行车，在宿舍和教学楼间往返。我不介意。我不介意将青春一股脑捧出来，一半给文学，一半给哲学，万一还有些残渣就分给历史和美术。但是室友手牵手背对着我谈话，老师上课点名我没听见时没一个人提醒我，室友们谈起各自的高中同学，各自的男朋友，我却会躲在床帘内侧咬着被子不让自己哭出声。为什么会哭。彼时彼刻就算我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羡慕，羡慕那些具体的，鲜活的人。要爱抽象的人也要爱具体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友情、亲情、爱情。什么。每当有人过于详细而理所当然地提及，我总会被陌生感从头到脚刺穿。这些东西我都对她说过，我推荐她去看《卡拉马佐夫兄弟》，去理解抽象的人和具体的人，去看孩子的泪水，或许能明白我那本小说主人公的坚持，但我强调，在写出那篇小说之前我没看过这本书。而她也说，说“快乐宗教”的事，说秩序起源，说她的画和我的小说，说细枝末节的自己。我不意外她会抽烟、喝酒、随便把男人或女人带回阁楼，只是想到那阁楼里的气味，或许除却颜料、霉菌与氨水之外，还有一部分来自香烟。

我拼凑出一点她本人的画像。母亲去世，父亲不怎么管她，她不知道是否有正当职业，也不知道年龄。某天晚上她忽然问我，身体是自己的所有物吗？为什么有人自己在随意对待我的身体，我随意对待自己的身体，他却生气了？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擅自推测语境，推测不管对不对都令人难堪，但从此不再好奇她的经济来源，与此同时辗转反侧，不知如何解释她的处境和自己的失措。她说，我妈之前总骂我拖累了她，但她又说想活着看我考上大学就没别的期望了，但我高三那年她就去世了。她说我们在乡下住过，躺在星空和草坪的摇篮里，她摇着扇子，帮我赶走蚊子。她说我妈甚至不肯亲自给我起一个名字，但现在我却几乎不顾一切地想要见她。她说人生很奇怪。秩序用来压抑人吗？道德用来管理人吗？宗教用来哄骗人吗？为什么让人愤怒的事会不了了之？为什么网络求助的帖子会被屏蔽？为什么亲戚瓜分了她母亲的所有物，而她由于未成年由于不懂法律所以只好丧失话语权？我说我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我拒绝接受这样的世界，可世界就是这样建成的。她说所以她要反抗。她似乎身体不太好，时常说头晕胃疼，我说你少抽烟少喝酒少熬夜，她说可这也是一种快乐。自残也是快乐。每次趴在阳台栏杆上想象自己跳下去也是快乐。她说她想画出一幅让自己满意的作品然后死掉，最好二者之间毫无间隙，完成，立刻就死，死也要死得够蹊跷，然后任人在身后猜测，讲出一套无中生有的传奇。她说但我一定要活着。我要活着，我要快乐，以此报复人生。你这不是快乐而是愤怒——我没有说。

我说其实我也一样。拥有了物理条件上的优越，就要相应地损失放松、诉苦、表达羡慕的权利，就要相应地增添愧疚、负罪、唾面自干的担当。我说如果我不是北京人……但我是。我已经不能不是了。自残是用肉体疼痛规避精神疼痛的方法，正因如此，我也恶心自己疮疤遍布的手腕。我的无能成为我的罪恶，我的罪恶成为痛苦的根源，自残似乎能减轻罪恶，那一瞬间让人警醒的痛觉也能带来短暂的奋进，从而产生打败无能的错觉，但我终究会明白那只是错觉：能用痛苦减轻罪恶的想法又是新的罪恶，如是又催生新的痛苦，我就这样一点点地积攒着罪恶和痛苦的情绪循环，垒起一座让我站立上方才敢抬头与人对视的道德高台。

虽然说了不教，但我们就这个话题立刻深入起来。我承认自己是用手术刀，割深一点就能感受到热量，比起痛更多是热，刀片太锋利，几乎没有切割的感觉，血就顺着手腕正面滑到背面然后滴在地上。止血后就感受到一种更深更隐晦，附骨般的无力和酸麻，也不痛，只是似乎很危险，但割指关节是真的痛，不流血后很久还在隐隐作痛，每次活动手指都会产生鲜活的皮肉张合的感觉，像是一张嘴在开合在吞吐血液。我说高三一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教学楼主楼和副楼之间的廊桥，有黑色铁栏杆，当时我很喜欢趴在上面探出身体，做一个摇摇欲坠的姿势。我强迫似的一次又一次想象自己坠落，但栏杆很结实。其实坠落很简单：一步，一秒钟，然后一切听天由命。我去水立方玩过水上的跳楼机，工作人员说全程只有六秒，六秒，一咬牙一闭眼就过去了。然后我站在入口处，胸口开始发紧，看那个几乎垂直于地面的红色水管，那个会在乘客脚下打开然后让人随水流坠落的平台，六秒钟，如果痛苦只痛苦六秒钟，但我退后了一次又回到队伍末尾，最终还是站在平台上。塑料管外的工作人员比手势，三，二，一，我随着失重感发出一声惨叫，直到被水流冲下来在池子里激起水花，直到进入另一个池子里，在及膝深的水中不自觉地靠墙蜷缩着蹲下来，然后听见音乐，听见游客们的谈话，看见自己泳衣的深蓝色裙摆在水中飘起来，依旧感觉身体发软，心脏在颤抖。娱乐项目尚且如此何况……跳不下去。就算只有一秒钟但我知道自己跳不下去，就算回忆不起失重感是何滋味，我也永远记得那声自己发出的惨叫，记得胸口要绷断般的紧张。我还说其实最初和她产生信任就是因为看到了她也自残，像是高三体测完的那天，我和一个关系不错但没深交过的女生一组，跑完八百米，坐在操场上聊自杀，她说她如果想自杀会跳楼，我说我如果想自杀会上吊；用词都是谨慎的，“如果”“听说”“看起来”，但我们全都明白彼此怀抱着这种想法已经许久，查过资料，甚至策划过行动，就这样一直聊下去，在明知没必要的遮掩里打转，仿佛能这样肆无忌惮到天荒地老。

“那个女生后来怎样了？”她问。

“她去了清华。”那半小时是一场疯狂的越界试探，回首就已经隐没在大道的滚滚烟尘之中。

“真厉害啊。”

“都是想过要自杀的人。你明白了吧——反正都是以前的事，我现在挺好的。”

即使拼凑了画像，我还是下意识地觉得她根本没有高考过，甚至没有上过高中，我想不到她扎着马尾穿校服，在课本和黑板间低头抬头的样子。她和这一套最被习用的评价体系格格不入到荒唐，“母校”“成绩”这些概念根本不该与她相联系。于是她反问我，似乎带着嘲笑：“你的反抗是什么？”

“我将来绝不去做高中老师。”我说。

 

暑假结束，我回到学校前正和她讨论那“快乐宗教”。坐在机场大巴上，玻璃窗外下着大雨，她说你来找我，我们去阳台上，我要让你明白快乐。我说，如果所有人都按自己的方式去快乐，那必然会造成混乱，最终导致所有人都失去快乐。

“那是咎由自取，世界活该混乱，人们活该失去快乐。如果混乱是必然，那混乱本身就也是他们向往的一部分。”

然后我直接拖着行李箱去找了她，我们在阳台上对着三层楼下的街道，被浇透，张开嘴接雨水喝。进到室内能呼吸后，我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我无法支持你的快乐混乱。我还想维护希望。”

平时哪里会说这样的话。我在她面前做了个话剧演员的手势，忽然隐约感觉这像个暗喻。要区分口头语和书面语，专业课老师说。我自然明白这一点，我整天想着写在小说里的词句，总不可能在闲聊时随口说出。但我在她面前真的能混淆言语和文字，以口代笔毫无间隙，没头没尾一说几个小时，好像在演那场等待戈多的荒诞剧。

“你明天能来吗，我还想听你说话。”离开前，她这样说。

“我讲自己讲得已经够多了。”

“那我要你帮我。其实从想宗教的开始我就有这个想法了，我要将这里装修成教堂。我想安上那种花窗，但房东不让，说我疯了。”

“这个我估计是不能让。”但我第二天就买来了黑布，剪出花窗的形状又在背面贴上镭射纸，卷在窗子上面当一个小型的窗帘。阳光透过镭射纸，发霉的墙壁上一片细碎的光斑。

“鹭。”她看着室内效果感叹，“你可真是个天才——我爱你！”

不，我在心底后退一大步。不要爱我。而她问：“你明天能不能还来？”

“好。我还来。”